见证与见证人 ---戴锦华 一九九七年,《拉贝日记》(原名《南京上空的炸弹 ── 一个活菩萨的日记》)的中文版出版,构成了“世纪末”中国诸多的文化事件之一。或许对于世界、西方来说,《拉贝日记》的价值相当于另一部“辛德勒名单”,── 一次“人性的证明”,一道二战黑灰色的幕布上暖色的微光;而对于中国,它或许意指着“记忆与遗忘”:它以一次惊人的善举提示着一场骇人听闻的浩劫与苦难。 尽管世纪之交。“辛德勒名单”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战图板上的另类画面,经由好莱坞高人斯皮尔伯格的渲染首度催人泪下:而“南京辛德勒”拉贝的故事则以它的琐细无华的详尽记载引动着人们对苦难与善行、对仇恨与感恩的交融情感。那面在记忆中再度招展的、沦陷的南京天空下的纳粹旗帜,曾庇护了二十五万中国人免遭日寇屠戮;这本身便是世纪的荒诞奇观之一,亦是世纪末中国的一脉人文景观,构造着一个文化研究的绝佳对象。但笔者注目于《拉贝日记》,并非试图勾勒或梳理本世纪。“奥斯威辛之后”的人道主义叙述;拉贝被再发现,拉贝日记最终得以面世,不同于“辛德勒名单”,并非一个欧美世界内部的文化事件。事实上,这份日记在尘封半世纪后,得以重见天日,出自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的发现,出自美国(华人)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的努力。显而易见,至少对致力于《拉贝日记》面世的人们说来,其主旨,并非为找回一位恩人,以表明中国人“知恩图报”的美德;更重要的是,让《拉贝日记》得见天日,是为了给中国人,给三十万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获取一份见证──一份必需的、重要的见证。 历经一个甲子,一份日记、一个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见证的出现,仍能令华人世界掀起波澜,其意义显然不仅在于记忆与遗忘的主题。尽管二十世纪末,是一个惊人的健忘症肆虐的时代,但具体到南京大屠杀,我们也许可以找到记忆的证据。一九九六年二月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大型问卷调查《中国青年对日本的认识》,在回收的十万余份问卷的一万五千份抽样中,平均年龄二十五点五岁的答卷者,在关于“‘日本’二字最容易使您联想到的”一系列选择中,获选率最高的是:南京大屠杀(百分之八十三点九),“日本鬼子”与抗日战争(百分之八十一点三),如果参照着健忘的世纪末全球图景,参照着我们这个多情而健忘的民族的若干实绩,便不能不说,这个关于记忆的数据相当可观。于是,《拉贝日记》之于中国,显然不在于以记忆的力度警示遗忘。它是一份至为珍贵的史料,而始终不是一本普通的日记。如果说,它曾出自习惯的书写,那么,很快它便不再是作为个人的日记,而作为一份自觉的、重要的见证被撰写。甚至在二战期间,它已作为见证被出示,并几乎给它的书写者带来灭顶之灾:它亦由于见证的意义被封存并再度发掘。但如果说,《拉贝日记》被书写是作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试图记录、见证一场耸人听闻的人类暴行;换言之,它至少在历史的回瞻中,具有某种 超越性的价值;那么,它为中国人的再度发现,却旨在获取具体的罪行见证的意义。于是,针对、围绕着《拉贝日记》而掀动的波澜,在无言地展示着一场极为深刻而复杂的见证的危机。 在此,使笔者感慨良多的,并非在抽象或超越意义上的“见证的危机”!──并非试图讨论或描述胜利者的历史书写、受难者的创伤性遗忘。戕害人类暴行的难于直面、死者的永远沉默与幸存者的拒绝言说──这些正是欧美学者在讨论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大屠杀时不断涉及的命题。但《拉贝日记》之于中国、之于南京大屠杀,其意义远为具体而直接:它是一桩历史悬案所索求多年的一份可靠、真实和详尽的证词。它的发现将再度告知全世界:一九三七年,在中国南京,的确发生过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当日本侵略军攻陷了昔日中国的首都南京,在近五十天之内,以种种方式屠杀了三十万中国人,平均每分钟四个。凭借《拉贝日记》,中国人、中国史学家得以重新“提请诉讼”,要求“人类”再度正面指认这场暴行曾经存在、确实发生。近五十天的时光,三十万生灵涂炭,竟成了一个证据不足的悬案!《拉贝日记》在中国引起的激动,狂喜,或许如一面镜,映照出面对南京大屠杀这场铁证如山的悬案,中国人──受害者、史学家、知识分子的绝望和愤怒。当然,南京大屠杀之于中国,决非悬案。年复一年,大屠杀回响彻南京的汽笛,在提醒着生者的记忆,在出示着亲历者的血证。但只要比较一下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与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行动,其“悬案”的意义便不言自明。战后对法西斯战犯的审判中,纳粹战犯在铁证如山下被绳之以法,而日本战犯却几几乎以证据不足的理由逃离法网──最后使这有着三十万死难者的大屠杀成立的证据,仅仅是侥幸存留的八张照片。时至今日,当正义的复仇者仍在南美以找害人类罪搜索、追捕着逃亡的纳粹战犯;但靖国神社内,日本战犯墓前却始终香烟袅袅,安享祭祀。在世界范围内,没有人胆敢公开质疑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如果有人斗胆一试,那么除了暴露他反人类的、极右翼身份与臭名昭著的反犹立场之外,别无意义;而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在中国的罪行,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公开否认:被日本的法庭、教科书、右翼史学家与形形色色的发言人。如果说,欧美学者仍在感慨、唏嘘于纳粹大屠杀所造成的六百万死难者成了一个“没有尸体的数字”,那么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各地制造的远远超过六百万的死者,却可以是一个可疑的数字的虚构。而相反,控诉、讨论纳粹罪行,有着人类正义与恶魔决战的光辉。可重提,讨论日本在亚洲、在中国所犯下的罪恶,却可能被目为“没有将侵略战争的发动者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来”,带有散布反日情绪,甚至有民族主义者之嫌。似乎纳粹罪行与犹太“民族”的苦难属于人类,而日军暴行只属于亚洲。甚至仅仅是中国人的问题──一个区域性话题。而对于西方视野中的亚洲,这个灾难频仍、屠杀与战乱不断的地区,似乎毋需分辨出一场特定屠杀的性质与意义。 的确,纳粹大屠杀在二战史上占有如此重要而突出的位置,而日本法西斯却多少仅因太平洋战争而跻身二战的记录之内;亚洲,中国战场或南京大屠杀,始终是其中语焉不详的数行文字。而更令人深思的是,包括亚洲、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内,提起二战的悲剧历史,首先凸现而出的鲜活画面是奥斯威辛与广岛,其次才是南京大屠杀的画面,尽管正是后者是“我们自己”的、充满切肤之痛的记忆。《拉贝日记》因此而弥足珍贵,也因此而耐人寻味。人们或许会相当“客观”地指出:二战期间,日军的暴行确乎在法律与历史书写的意义上“证据不足”,因为从宣告投降到对日本法西斯战犯的审判,日本“侵略战争的发动者”们,有足够的时间销毁有效的罪证;纳粹德国的情形则不同:胜利反攻的盟军占领者,在“第一时间”获取了纳粹档案的几乎全部材料。但“事实”并非如此单纯。我们知道,所谓法律意义上的见证是否有效,取决于法官──至高权力的拥有者的裁决;亲历或目击者的见证具有空前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但其是否有效,却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对见证人的“个人品格”认定。于是,如果说,得自日本军国主义档案的直接证据确乎不足,那么,除却八帧照片,无数中国(应该包括部份日本军人)的亲历者、幸存者与目击者的见证却事实上被视为无效。如果说《拉贝日记》具有空前的见证的意义,那么被拉贝所辟的、被德国纳粹旗帜所标识的南京安全区内的二十五万之众的中国难民,至少应具有同样的份量。若果真如比南京大屠杀便不可能在六十年之内,成为如此多重层面上的悬案。此间断区别不在于见证的类别──从罪犯处获取的直接罪证与旁证之分,而在于见证人的身份有别。《拉贝日记》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绝对客观”性:拉贝是一个“外人”,一个在华的德国公民;甚至彼时被地,他本应属于敌人营垒,身为纳粹党员,而且身为纳粹党的区域负责人;也不仅在于他在南京的作为,赋予了他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品格;而更重要的,是他潜在的、不言自明的权威身份──一个作为全球权力秩序呈现的种族(/性别)身份:一个欧洲的、白(男)人的现场目击者。他的以德文书写的证言。因此而具有了超过数十万中国证人之证词的价值;只有他的见证,才有一线希望和可能使西方世界动容并侧目。我们因此而为发现它而欣喜、为获取它而称幸。 至此,《拉贝旧记》的问世及其丰富的潜台词,向我们再度展示了“人类”叙述下的种族现实(尽管也许有人更热衷于以拉贝的故事来印证伟大的人类与人道主义精神);但笔者所关注的,则是这种族的“现实”,事实上只是另一类包装与遮蔽真意的神话。在种族、民族叙述背后,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巨轮,是这一制度、体系得以实现的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白种的、优越的上帝子民得以君临、至少是凌驾于世界之上的神话,所包裹的不仅是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所建构的西方中心与渐行渐远的东方边缘的结构,而且是殖民主义铁血逻辑的无耻辩辞。从某种意义上说,缘于《拉贝日记》的出版所再次提请的对日本侵华战争暴行及南京大屠杀的瞩目,间或可以成为一个特定的契机。我们得以用批判和质疑的态度再度思考日本──这个非西方的、古老的东方国度,这个据称可以忧郁而优雅地沉湎在“物之哀”那怦然心动的瞬间的“民族”,何以成为“西方”文化逻辑的成功实践者──无论是残暴之极的战争,或是经济称雄的奇迹;这两者,如果不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至少被名之为现代化进程的有机链条上的不同连环,是一柄名之为现代性的双刃剑。于是,见证/话语权力的落差,便并非存在于本质化的东/西方对峙之中,而是存在于其背后的强权、暴力与资本、跨国资本的转换。共谋的运行逻辑之中;换言之,解释这场中国的见证的危机的关键,不仅是决非平等的种族、民族主义叙述──日本对中国,拉贝对日本;而且是呈现为资本/财富/权力全球体系。支撑着种族神话、支撑着拉贝/欧美世界、日本、中国这一心照不宣、依次递减的“等级”秩序的,不是一位金发碧眼的上帝,而是用血腥杀戮聚敛起的财富铸造成的赤金真神。事实上,只有在全球化(尽管全球化,是近二十年来方始流行于理论探讨中的“新词”,但资本主义自其起始处,便以“小小环球”为其“版图”与棋盘)的政治文化逻辑,而不是民族性的检讨中,我们才有可能索解战后德国的民族反思与日本的拒绝认罪。  如果我们已从二战的血腥历史中,获知了“优秀的日耳曼民族”、与“高尚的大和民族”是一些臭名昭著的谎言与神话;那么,我们便不可能仅仅在中华民族牢记万恶的日本鬼子的血海深仇的单一层面上去铭记并思索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亚洲暴行与南京大屠杀。民族主义的威胁,不仅在于纳粹德国、法西斯日本的血债所显露出的狰狞面目;而且在于弱势群体的民族主义激情,常在不期然间,于压迫/反抗、刺激/反应模式间接受了敌手的逻辑,成为强势、强权者的共犯──这或许便是殖民主义与后殖民时代重要的文化悖论之一;或许对于当下的中国,更重要的在于,一种自觉不自觉的民族主义立场,注定要遮蔽我们质询、清算日寇罪行时的历史追问的视野与深度。我们便会在历数、清算暴行时,无视类似暴行的全球化逻辑──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并非仅仅意在扩张“大和民族”自身,而是为了充份掠夺、占有整个亚洲的资源和财富。在民族主义的失语中,我们必然会忽略本世纪以来,任何民族国家间的侵略暴行都只能是全球政治、经济棋盘上的“规则游戏”的一个棋步,拒绝正视那个名曰现代文明的伟大进程确乎以侵略、杀戮、灭族暴行为先导和决非偶然的插曲。忽略这一切,“我们”便会以浩荡的世界与人类情怀,安然包裹起“我们”的民族主义立场,在痛说日本鬼子的屠杀与暴行的同时,无保留、无反省地狂吻现代主义之梦;因为“我们”可以将其“轻松”指认为一个野蛮残暴民族的疯狂,一次人类非理性黑暗的爆发,而并非内在于现代主义的梦魔。事实上,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颠覆启蒙与野蛮、理性与非理性截然分立的神话。 在笔者的视野中,《拉贝日记》所提供的见证与见证人的启示,不仅于此。当《拉贝日记》从反面提醒我们被遮蔽的中国见证人,我们必需去正视的,是还有哪些更为深刻的、被压抑的见证与见证人的存在。和所有的书写南京大屠杀的著作与证言相同,在《拉贝日记》中,充满了妇女遭强暴、被虐杀的记录。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我们必须以一个简洁,鲜明的意象呈现当代中国人对南京人屠杀的历史记忆,那么它可能正是一具血肉模糊的赤裸的女尸,间或被刺刀剖出了腹中的婴儿。尽管日军对中国男人、尤其是被俘中国军人的集体杀戮,手段之残忍,花样之繁多,同样令人毛骨耸然、肝胆欲裂;但那纵横在南京街巷的尸身,间或被砍头、被肢解,似乎不及遭强暴、被虐杀的女性,更能激起我们深刻的愤怒和仇恨。然而,在《三联生活周刊》对《拉贝日记》的特别报导中,刻意重述了一个于笔者读来意味深长的细节:审判日本战犯之时,当国际法庭上陈述日军奸淫中国妇女的暴行,于中国旁听席上,传来国人的窃笑之声。毫无疑问,这很可能是某个无聊鼠辈的无耻之举,但其间仍不无丰富的象征意味。不错,类似暴行在人类“文明”史比比皆是,几乎从未终止。强暴他地、他人的女人,是南往今来,男性的征服者用以宣告占领、昭示胜利的必需“程序”;所不同的是,近代以来,在渐趋完成民族国家体系中,类似古老暴行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行为,成为一种至为有力的民族主义修辞。而且如果历史由战争的胜利者、成功的征服者来书写,那么类似作为将讳莫如深,视若从未发生;如果被侵犯者反败为胜那么,它则是审判失败者时必然出示的滔天罪证。但发人深省的是,这个横亘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心的、被强暴、蹂躏的女人,始终只能是一种有力、有效的见证物,而几乎从来不可能成为见证人;因为“她”在心照不宣的权力与文化的“规定”中,已先在地被书写为一具尸体,一个死者:有如那首家喻户晓的《黄水谣》中的表述。如果“她”遭强暴、被杀戮,或自尽殉节──不仅是妇之节操,而且是国之节操,那么她便是“我们”心头的一块伤、一处痛,一份仇恨的动力与记忆;但如果“她”偷生苟活,那么“我们”将拒绝“她”作为一个活的见证,因为“她”无疑是“我们”──最后的胜利者──脸面上的一块疤。那旁听席传来的轻薄的笑声,除却向我们昭示着“中国国民性”的种种,无疑也是一个薄弱环节上暴 露出的那份男权文化此时此刻的尴尬。因此,可以想见,当第一个韩国老妇站出来申明自己曾为日军强征的战争慰安妇,公开要求日本政府认罪赔偿时,东亚”文明世界”的不安与震动。当这样的女性终于在垂暮之年跨越了笼罩她们一生的耻辱、苦难与噩梦,不再甘为历史的死者。缺席者与“物证”,出而成为见证人的时候,矢口否认,拒绝直面的便不仅是日本政府。而尽管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妇女曾为日军慰安妇并至今尚存,却不仅没有出面成为历史见证人的空间,而且几乎被成功地剔除于我们的历史记忆。  对于笔者,提请女性主义的视点,并非仅为了两次重申、凸现女性在战争、在文明史上源远流长的苦难;而在于《拉贝日记》的意义,展示了种族,话语与见证资格背后的权力逻辑。而种族、阶级、性别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现实,也作为可以相互转换的文化游戏规则与巨型隐喻。如果说,女性在历史的书写中始终沉默无语,它最多成为见证物而非见证人;那么,日本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中的中国人之于拉贝式的证人。与可能接受拉贝而非中国受害者为证人的“人类法庭”,可以说,中国(男性)见证人这潜在的种族秩序中所居的位置,刚好是“女性”的所在。《拉贝日记》向我们提示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历史、记忆与现实的节点: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在中国与日本之间、在正义、苦难与邪恶、虐杀之间、在男人与女人之间。一系列二项对立式,并非一份疆界分明、永无变动的现实图景;相反这是一个不断滑动、位置互换的过程。在它背后是一幅远为斑驳多端的历史画面。犹如纳粹的旗帜,竟曾在沦陷的南京飘扬如人道主义的红十字,身为日本军人的国际主义者也曾以生命为代价为自己的“中国同志’输送弹药。如果我们构造关于对立的表述,是为了勾勒历史的画卷;那么不要忘记,表述并非历史自身。惟一的祈愿,是不要再次印证: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是历史从未教会给我们任何东西。                一九九九年元月 (《拉贝日记》,〔德〕约翰·拉贝,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八月版)